曾官至中将 后赴台做情报工作 因“吴石案”牺牲

发布于:2019-05-13   编辑:admin 浏览:

  法制晚报讯 (记者 杜雯雯) 67年前,轰动全台湾的“吴石案”,让陈宝仓的名字刻印在历史不可抹掉的一页上。

  他身为军人厌恶内战,曾官至中将。日军投降仪式上,他作为代表接受日方屈身献刀;1946 年,有人密告中央政府:陈宝仓有意将的军用物资、粮饷等遗失给解放军,有“资共”之嫌疑,陈宝仓也因此被免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利用中将高参的身份将的军事布防情况传递给中共地下党;被捕后,他受过酷刑,自始至终一字未吐,保密局的档案资料里用“狡狯”“镇定”来形容他。(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1953年的9月14日,一场低调但高规格的公祭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济深主祭。由于当时“吴石案”还未解密,包括陈宝仓的家属在内,现场只有不到20人参与了这场为陈宝仓举行的特别祭奠仪式。

  7月盛夏,法制晚报记者专访了陈宝仓的三女儿陈禹方,听她讲述父亲一生的传奇故事。

  67年前,一篇题为《轰动案,四要角同被处死》的文章刊登在香港《星岛日报》6月12号的显著位置,文章记录了1950年6月10号轰动全台湾的“吴石案”。

  这四位因“间谍罪”血洒台北马场町刑场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分别是原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和原军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

  父亲陈宝仓英勇就义时,陈禹方年仅18岁,彼时,她和母亲、二姐、四妹从台北潜至香港避难仅半年多的时间。

  “噩耗传到香港,全家人十分悲愤、失声痛哭,事后母亲对我们说,做革命工作,早就料到你们的父亲会遇到这一天的。”据陈禹方回忆,父亲去世两年后的1952 年,在北京有朋友问及父亲遇害之事,母亲也坦然答道:“革命斗争中有成功者,必有成仁者。”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陈禹方,留着一头中分的银色短发,紫红色过膝的长裙衬得她很是优雅。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老太太,和科研工作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她在校园里当过老师,经历过文革,后来从事过污水处理的研究,退休前的十几年间,她专注于北京的大气污染监测。(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家族遗传的耳疾让陈禹方的双耳在年老后丧失了部分听力,旁人和她交谈时,需要加大分贝放慢语速。尽管听力不是特别方便,但老太太的思维清晰,记忆力也不错,回答提问时的声音洪亮得不像耄耋之年的老人。

  据陈禹方讲述,1949年父亲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和掩护身份,他将家人带往台湾(注:陈宝仓的长女陈佩方彼时在上海工作,未一同前往)。

  “刚到那里的时候正值暑假期间,当时没有感觉到任何危险,我还和姐妹到处游玩,”陈禹方回忆道,“秋季开学后,我便在台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

  1949年深秋的一天,陈禹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身后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都是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背上还插着写有名字的标牌。

  “我当时听到路人说,这些都是的奸细,要拉去处决的,我对这些很敏感,回家就告诉了父母。”陈禹方告诉法记者,军人出身的父亲预感到风声紧,危险一步步的临近,便和母亲商量尽快离开台湾。

  由于陈家儿子陈君亮为适龄男丁,按当时的规定不得擅自离台。几天后,陈宝仓的妻子师文通先带着女儿们到达香港。

  为了让儿子也能全身而退,陈宝仓随后托人为陈君亮办理了一张差甲证(即出差证明),证明派他到香港采购,陈君亮于1950年1月平安抵港,当年3月,陈宝仓被捕。

  回忆起往事,陈禹方很是感慨:“父亲的警觉使我们及时脱离险境,没有想到这次匆匆离台,竟是与父亲的永别。”

  据陈家人向记者提供的时任总参谋长周至柔呈交给蒋介石关于“吴石案”的《判决书》显示:吴石抵达台湾后,陈宝仓曾提供给吴石关于军队在中、南、北部各防守区的部队番号、兵力部署等资料,由吴石从事整理,连同职务上所知悉的军事上的情报,经派聂曦送往香港,最终转至中共华东敌工部驻港负责人刘栋平。

  “父亲将获取到的驻军部署及沿海防御工事图等重要情报,手写整理绘制成表格,”陈禹方说,“做过军队司令部工作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巨大的工作量。”(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陈禹方还告诉记者,在保密局的档案资料里,用“狡狯”、“镇定”一类的词语来形容陈宝仓,认为他是最难审的一员,“父亲在狱中,自始至终一字未吐,没有招出一人一事,他受过酷刑,坚贞不屈。”

  如今,在网络上查询“吴石案”的相关资料时,还能看到当时陈宝仓、吴石等人在行刑前拍摄留下的数张照片。

  一张拍摄于当时“特别军事法庭”前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周围站满了士兵的吴石、聂曦、朱枫倚站在法庭的栏杆前,穿着西装、留着寸头的陈宝仓弯着腰俯身在写遗嘱。

  另一张黑白的正面照拍摄于台北马场町刑场上,陈宝仓就义前,他看起来从容谈定。“父亲面对死亡无惧色,沉稳坚强。”陈禹方说。

  由于当时被处决的“政治犯”遗体较少有人敢去领取及火化,陈宝仓的妻子师文通多方联络,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当时的两名朋友陈克敏和唐辉麟,希望他们能帮忙找回陈宝仓的尸体。

  受朋友重托的同时,又感佩陈将军一生光明磊落,两位朋友冒死到火化厂寻找陈宝仓的遗体。

  “时值盛夏,刑场内尸体都已腐烂,他们根据我父亲身穿的衣服和旧伤特征终于找回尸体,用钱贿赂了火化工人,火化工人还告诉他们你们快一点,别让人看见。陈禹方说,父亲的骨灰取回后,又委托她当时在台北的高中同学殷晓霞,将骨灰带至香港。

  1950年7月的一天,殷晓霞乘船离台,由香港转道回上海报考大学。船快要抵达香港时,由于没有“入港证”,港方又查验甚严,情急之下,殷晓霞扔掉自己随身携带的所有行李和物品,只将骨灰盒包好并牢牢绑在身上,趁着夜色跳入茫茫大海,冒险偷渡登岸。

  “当我母亲拿到父亲的骨灰盒时,里面骨灰还是潮的,三位好友的义举让我们全家深为感动,至今念念不忘。”但令陈家人遗憾的是,多年后他们与殷晓霞失去了联络,至今杳无音讯,“我们寻找了很久,也没有能够找到曾经的同学和恩人,在此我也希望能够借这次报道能够联系上殷晓霞。”

  陈宝仓牺牲次年的7月,中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以书面证明:陈宝仓同志系到台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而牺牲。1952年,向陈宝仓家属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1953年的9月14日,一场低调但高规格的公祭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济深主祭。由于当时“吴石案”还未解密,包括陈宝仓的家属在内,现场只有不到20人参与了这场为陈宝仓举行的特别祭奠仪式。

  清贫家庭出生的陈宝仓,23岁那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山西阎锡山的部队服役,经历过中国内忧外患军阀割据的危难时期;也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安徽宣城战役,遭日机轰炸重伤导致右眼失明;后来在军队中接触了人,受革命影响,对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支援与掩护不遗余力;最后还参加了民革的地下组织,在统战工作中有英勇的表现,前往台湾进行策反工作。

  对于父亲的一生,陈禹方是这样评价的:父亲从一个旧式军人、爱国者,一步步成为有坚定抗日信念的将军。

  陈禹方回忆说,父亲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他厌恶内战,面对祖国被烈强欺凌、掠夺,而兄弟间还在自相残杀,他感到十分压抑。

  “西安事变后,开创了国共合作共同对敌大好局面,父亲精神大振,”陈禹方说,抗日战争初期,陈宝仓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兼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负责武汉防务。

  陈禹方介绍道,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有国共合作的传统,沈雁冰、陈毅、李富春、郭沫若都在此校工作过,“这个时期,父亲接触过不少坚决抗日的进步人士,他公开拥护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政策及坚持持久战的主张,当时我家里就有一些的书籍,如《中苏文摘》期刊,还有一些周恩来送的书。”(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此后,陈宝仓在第二兵团及第四战区工作期间,他与人、进步文化人士广泛接触,保护员和抗日爱国青年的安全,并在调和国共之间的矛盾等工作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张发奎司令对第四战区内的进步青年包括地下党员较为器重、包容,与我父亲的关系甚好。”陈禹方告诉记者,“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里政治部是中统及军统的人,如梁华盛、候志明等特务,总是要打击及抓人,长官部里一些左倾人士、开明人士或真心抗战的人士,如吴石、陈宝仓、高若愚、张翼之等就会维护这些青年人。”

  法晚记者了解到,彼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侍从秘书左洪涛是在第四战区里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书记,他从1939年就接到陈宝仓传递给他的各种情报,都是由陈宝仓亲手所写交给他的,其中有暗示某人该离开战区撤到边区或游击区的建议,关于在粤北战役中发挥群众力量,运用游击战术等的总结资料,曾由左洪涛传送到陕甘宁边区。

  1946 年,有人密告中央政府: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有意将的军用物资、粮饷等遗失给解放军,有“资共”之嫌疑,陈宝仓也因此被免职。

  陈禹方还记得,1946年,她在济南时,父亲曾私下对母亲说,“今天又给那边(指)送了一批礼!”

  “第四兵站的交通处长曾对我说过,好不容易弄到3万斤地瓜干,刚运送出去又都没了,我知道,这话的意思就是说送给了,他们也曾派军队去查,到了农村空无一人,到处是地雷和炸药,连门栓上都有地雷引线,根本就查不出来。”陈禹方还说,解放后看到的文章,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把很多物资送给了解放军,她打趣道“我父亲就是运输队长之一,哈哈!”

  1940 年秋,日军占领越南,中越边境紧张,为了确保第四战区侧翼安全,及时掌握在越日军动向,陈宝仓受命组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靖西指挥所并出任中将主任,代表张发奎司令官处理中越边境地区军事、政务和越南方面的重要事宜。

  “父亲到靖西后,怀着与靖西共存亡的决心,在全民抗战的指导方针下,立即调整布防,推行经济反封锁,严禁、打击武装走私资敌,改组国民兵团,创立通讯情报网,开展抗日宣传,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军民联防等。”陈禹方告诉记者。

  1945年3月,驻越属重庆府的日军猖獗叫嚣“三天拿下靖西”,日本军队从越南高平省重庆府想经过边境岳圩入侵靖西,但没有进入岳圩就在边陲850高地被指挥所埋伏的国军打得落花流水,最终逃回了越南,使靖西成为从未被日寇铁蹄蹂躏的净土,靖西父老引以为荣,民众也赠予“扬威塞外”之匾额。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隶属第四战区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也成了特务紧盯的对象。时任张发奎的上校侍从秘书左洪涛是中共地下特别支部书记,为了保存力量,建议由陈宝仓出面,请求张发奎同意,把抗敌演剧队从柳州调到靖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陈禹方说,“演剧队在桂一带开展七十多天的抗日宣传,在城墙上或高大的墙壁上画抗日标语和壁画、教唱歌,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救国军歌》等,组织歌咏比赛、演话剧、活报剧,组织歌舞、话剧比赛,演出众多话剧及歌舞《兄妹开荒》等,举办艺术讲座以提高群众的艺术水平,抗敌演剧队的到来掀起桂西一带的抗日宣传高潮。”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靖西时,陈宝仓曾大力协助越南的抗日志士,与他们结下战斗友谊,使越南抗日组织得以扩大发展。

  当时,蒋介石一再下达“灭共,擒胡”的命令,而1945年4月,胡志明等多名越南领导人却安全地离开广西平孟(陈宝仓的管辖区),平安地回到越南北坡。

  为此,军委法庭以胡志明、武元甲等越共领导人脱逃一事认定陈宝仓在追捕中有“渎职”嫌疑,传讯陈宝仓前往重庆受审。

  回忆起父亲当年的往事,陈禹方如此评价:“实际上他不是渎职,而是明捕暗放,这可不是一般军官能做的事!”

  陈宝仓被押解到重庆后不久,日本投降了,陈宝仓被任命为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到青岛主持接受日军投降,借抗日战争胜利的东风,陈宝仓的这场法庭危机,化险为夷。(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陈禹方出生那年,父亲32岁。陈宝仓与妻子师文通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长女佩方、次女静方、长子君亮、三女禹方和四女瑞方。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父亲工作一直繁忙,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算太多,他是一位脾气温和的父亲,“没见他发过大脾气,更从没有用污言秽语骂过人,总是以理服人。”

  陈禹方回忆说,自己和父亲相处过最长的一段时间,还是因为父亲负伤休养期间。

  1938 年,陈宝仓在安徽宣城战役中遭到日机轰炸受重伤,他被送回家时,全身都缠着白色的绷带,只露出口、鼻和左眼。

  “我当年只有六七岁,但也深深记得见到父亲时的情景,在我们家院子的防空洞里,见到全身绑着绷带的父亲,我吓得发抖,”陈禹方说,当时她还小不知道父亲的伤情,后来才了解到父亲全身有二百多处伤,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身上的弹片伤逐渐痊愈,但弹片导致右眼失明。

  随后,为躲避日机的轰炸,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安排陈宝仓带着全家到湖南沅陵养伤,就是这段时间,让子女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父亲着装朴实,一件布大褂,一双黑布鞋,完全不像将军,倒像满腹经纶的教书先生。对于父亲的幽默,我记忆较深,因为他经常讲笑话,让别人笑得前仰后合,他却面不更色。他让我们猜谜语,对对子,教我们唱歌,可有趣呢!”陈禹方回忆道。

  当蒋介石为派员至全国各地抢先接受日本投降感到要员不够而着急时,彼时的保定军校学长陈诚,深知陈宝仓在军事和外交上都是难得的人才,故向蒋介石推荐他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负责接受青岛地区日军投降。

  同年10月25日,时任中将的陈宝仓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谢勃尔少将司令在青岛汇泉广场(当时的汇泉跑马场)主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的典礼庄严肃穆备至隆重,在受降台上,日军代表长野荣二面容惨淡,手颤不已,解下所佩战刀呈献给陈宝仓,恭谨退下,盟我双方签字后,仪式告成。

  据当时保留下来的影像可见,陆战队随即奏响中、美两国国歌及陆战队赞曲,掌声雷动至为感人。当时,日本代表长野荣二解下战刀时,被抓拍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张照片,青岛市档案馆虽有保存,但已模糊不清。

  1980 年前后,陈禹方在美国行医的二姐夫栾立训大夫接诊了一位曾在二战时担任随军记者的美国病人。

  经过栾立训的诊治,为这位病人医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疾病,这名患者十分感激,由于栾大夫是中国人,他便取来早年间他在中国时所留下的文章和影集给栾立训欣赏。

  巧合的是,当栾立训翻阅影集时,突然发现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上一名中国军官的身影让他感到很是熟悉,经过仔细辨认,辨认出这正是岳父陈宝仓在青岛接受日军降将长野荣二正屈身献刀的老照片!

  这名患者听完栾医生的最终确认,席地欢呼:“哈利路亚!我的上帝,这是他安排让我们相见,你找到了岳父的照片,我治好了折磨我 30 多年的病!”(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我在北京专门请了照片修复的高手袁宝钧老先生进行修复,经袁老先生的巧手,在沉寂30 多年之后,这张老照片得以重见天日,这是一张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老照片,是抗战胜利的有力见证!”陈禹方说。